一元勞教的啟示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邵敏儀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八月底訪港期間,一名香港市民因穿著印有「平反六四」字樣T-shirt 路經他住所,警方稱為「核心保安區」的範圍而被捕。期間,警方指他是因五年前橫過馬路時不遵守交通規則而「被通緝」,事件令人啼笑皆非。此事令筆者聯想起一則同樣離奇,發生在內地,因為「人民幣一元」而「被勞教」的事件。

 事件主角是三位年時已五十餘歲的婦人,朱玉妹、陸菊華、吳產娣,均為江蘇省常州人。事發當日,2009年6月29日,她們和其他鄉里一行十多人到北京上訪,在北京陶然亭橋北欲乘坐14路公交車前往國務院法制辦。據說當時有人被指沒有買票,司機和乘客發生爭執,拒不開車,司機及後報警。聽來一則瑣碎不過的小事,離奇在於分別在事隔差不多四個月、十個月、一年多後,三位主角的居住地常州市的警方竟忽然想起這宗發生在北京市的事件,更以涉案司機一人的證供,指她們「以上訪為由,拒不購買車票,並行搭乘14路公交車,致使該輛14路公交車停運」,先後把她們送往勞教一年。然而,三位主角均表示她們當日是有付車資的。

 蹊蹺的是,涉案司機所認出當日沒買票的人,除了三位主角,還有一位,他叫孫洪康,何以他沒有「被勞教」?內地傳媒引述孫洪康說:「我不被勞教,是因為我再沒有去北京反映過問題」。這種說法可能讓我們摸不著頭腦,所謂「去北京反映問題」,是指進京「上訪」(或信訪),而這句話或許反映出此案的某種真相:三位主角「被勞教」其實與「一元車票」無關,「勞教一年」不過為阻礙和打擊她們仨上訪而已。

 甚麼是「勞教」?「勞教」即「勞動教養」,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始於1955年,其建立初期定位為一種實行強制教育改造的措施,並旨在把不務正業但具備勞動能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有利於社會建設的新人。至八十年代,勞教制度主要起了兩個變化:一是不再把勞動教養作為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二是將勞動教養明確規定為一種「行政措施」和一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後至九十年代,國務院重申勞動教養是一種教育改造措施,卻又首次確認是一種治安行政處罰措施。

 「勞教」與我們經常聽到的「勞改」(「勞動改造」)不同,勞改是一種刑事處罰,而勞教是一種行政處罰。從法律的角度看,「勞教」之所以為人詬病,是因為它無須經法院審訊定罪,便可由公安機關直接下達,處罰期限還可長達四年之久。這種行政處罰制度不但有違法治精神,當事人沒有辯解的權利和機會;制度本身亦給予執法機關過大的權力,在實際情況中,「勞教」這一種行政處罰措施,很多時候被濫用,淪為打壓維權、舉報貪官的上訪百姓的工具。

 話說回來,這件被稱為「一元勞教案」的事件近日在內地網路上鬧得熱烘烘,筆者覺得這與香港的「六四Tee男」一事不謀而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翻舊帳也不要鬧出笑話來。內地的勞教制度向我們警示,香港的司法制度得來不易,執法機關的權力膨脹會令社會走向人治,我們莫視法治,最終可能每一個人也因為一塊布、一毛錢而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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