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人權法治意識與教科書的不足
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莊耀洸律師

 

 香港教育學院於六月公布通識教師的人權法治意識調查後,《蘋果日報》的標題是「人權法治意識低至嚇人,四成通識教師認未夠班」、《明報》標題為「通識教師人權觀肥佬」;通識教師彷彿成為罪人,至少予人負面印象。作為此計劃的研究員之一,我們在記者會上努力說明政府負有最大責任,一如諮詢中的國民教育,新高中通識科前年匆匆上馬,卻沒有足夠配套,特別是教育局對老師培訓極其不足。然而,大專界各師訓機構,在中學通識教師的培訓方面,要麼過分側重教學法,要麼在內容方面避開人權法治的課題,或輕輕帶過了事。本文將特別探討另一原因──教科書的不足。

  對人權的態度方面,教院調查顯示,約47%的通識老師同意或非常同意「公民必須先履行義務,才可享有人權。」這種權利觀,可能與通識教科書有關。有教科書指「權利的基礎是履行義務」,此論述忽略了人權乃與生俱來,毋須先履行義務,例如人有免於酷刑的權利,按教科書的說法,人需履行甚麼義務,才得享有此權利?將享有人權說成是附帶條件的,很容易誤導學子,那末未能享有人權,可能因為你未盡義務,間接替政府(履行義務的最大責任者)開脫,以至為無理限制人權製造借口。

先履行義務才可享有人權?

 教院調查顯示,有46%同意或非常同意「學生必須先履行義務,才有人權。」假如說學生須履行專心上課的義務,始能享有受教育權,於是老師要求不專心上課的學生到操場罰企,不准上課便成理所當然,倘有老師濫用此手段,令學生在操場長時間耽誤光陰,其實這有損其受教育權。試想,連最頑皮的學生即使犯法,被判入兒童院,也需上課讀書,而不可剝奪其受教育的人權。

 對法治的態度方面,教院調查顯示25%通識老師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公民應該有權拒絕遵守違反人權的法律。」這題目跟對公民抗命的態度有關。有教科書指不少學者認為公民抗命必須具備以下條件,才能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包括「公民抗命須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不應該觸犯刑事法律,如殺人、縱火等。」然而,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不正是違反當時的刑法嗎?假如將公民抗命說成是必須守刑法,那麼何命可抗?這些論述不單影響學生,甚至影響教師對公民抗命的認識和態度。

 對法治的知識方面,教院調查顯示,有87%通識老師能選中以下問題的正確答案:「警察在正式拘捕疑犯時,會讀出警誡:『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係你所講,可能用筆寫低及用做證供』,其作用是?」(正確答案:提醒疑犯保持緘默的權利)。然而,有教科書的說法甚有問題:「警方拘捕疑犯時應告知被捕原因和權利。例如,被告有充足的抗辯機會和權利。」

教科書的偏差與遺害

 當學生領會這兩句訊息而日後被捕時,可能與警員爭辯,在落口供時充分行使其抗辯權,然而,這做法相當危險,兒童可能失言而無辜入罪,被捕者最重要的權利應是緘默權。

 人權知識方面,教院調查問「下列哪一份公約或宣言與《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合稱為『國際人權憲章』?」只有32%選中《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或許與教科書的質素有關。

 有教科書指《世界人權宣言》對締約國具約束力。其實《世界人權宣言》並非人權公約,根本毋須國家簽署或加入,既無締約國可言,亦無法律約束力,這是基本的人權知識,教科書卻沒有弄清事實。

 從上述例子可見,教師的人權法治知識和態度未如理想,除政府政策的因素外,亦可能與教科書質素欠佳有關。大專界的同工,宜協力催促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的義務,履行推動人權教育的責任,亦可監察教科書的質素,多作評論,藉良性互動改善教育質素。各專上學府同時應加強落實人權教育,開設更多這方面的課程及在現有課程中加入更多有關元素,而師訓機構猶須著重人權知識的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