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後的學術自由
奕曦(作者為中大校友)

 

 六四事件是不少香港人內心的瘡疤。二十一年前,中大校長、副校長與各書院院長聯名刊登廣告,聲援北京學運;二十一年後,相同職位的中大高層卻在「行政及計劃委員會」中,否決學生會提出永久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申請。不少社會人士對校方決定均感失望,更有人以「無恥、丟架」來加以批評。這次校方的政治取向是否受到來自外來的壓力?可能性不大,反而來自大學內部的自我監管和審查,才是對校方表態的最大限制。

 自有大學以來,絕對的學術自由從來不存在。對高度市場化的美國私立大學而言,大學的研究取向往往受私人公司的興趣與利益所主導,為了競逐商界的研究經費,傳統基礎理論研究大多被現今壟斷性的工商業專利技術所取代;至於大幅依賴政府資助的香港高等院校行政雖未受市場化主導,然而其取態卻易受管理、監管機構及外在環境所影響。

領導中立成疑

 環顧全球,各曾接受殖民統治的地區,均會建立有利「官校交流」的科層結構,以保證大學職員的忠誠,避免大學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回歸以後,大學內的科層結構非但未有退減,來自政治的影響力反而越加明顯。過去十多年,中大高層先後把榮譽學位頒贈予廣受爭議的社會人士,如前特首董建華、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等,而現任校長劉遵義本身亦是政協委員及行政會議成員。今次校方反對在校內永久安置新民主女神像的決定,是否一如校方所說是基於「政治中立」原則?著實難以取信於人。
雖然本港各院校的規模日漸擴大,然而大學的管理權卻漸漸落在職業管理官僚手中。與外國教授自治的管理方式所不同的是,職業管理者更熱衷於財政問責制度,處理校政時往往把目光聚焦於著作數量、院校排名、研究經費、資源運用效率、入讀人次等量化指標,而非堅守道德價值,貫徹大學使命等學術傳統之上。

教育「自由行」的代價

 除管理取向的改變外,大學發展的現實需要,亦可能是令中大立場前後相異的原因之一。近年政府高呼建立教育樞紐,進軍內地已成為本港各大學的主要目標。繼浸會大學在珠海成立聯合國際學院後,理工大學與中文大學亦相繼準備在內地開設分校。去年10月,中大校董會便成立了「深圳及珠三角地區發展專責小組」制訂進軍內地的長遠策略,並於本年2月跟深圳市政府簽署備忘錄,計劃在龍崗區興建深圳分校。各大學進軍內地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內地政府部門在招生安排、簽訂交流協定、研究合作、預算經費等各方面作出配合。一旦陷入了複雜的政治關係網絡以後,校方面對一些具爭議性的歷史事件時,可能選取官方認許的「恰當」立場,以便與中央或校外組織保持良好關係。

學術自由的隱蔽禁區

 再者,不管中國還是香港,學術自由只限於不具政治或意識形態的研究範疇中。從過去鍾庭耀民調事件,以至06年教院學者批評教改後被官員干預一事可見,某些非正式的潛規則確實存在於本港。一般而言,研究或言論的限制不會有任何明文規定,而「違規」後的懲罰措施亦不會清楚闡明,管理者只會透過中間人施加壓力,或透過資源分配之權「陰乾」院校。如個別教授不自律的話,便可能收到「你要付出代價(you will pay)!」之類的來電警告。

 令人慶幸的是,中大校方最後亦默許民主女神像進入校園,未有引用《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把雕像視為「娛樂物品」依法取締。誠如中大學生會所言:「真正的政治中立是兼容不同的價值觀和聲音」,筆者理解中大面對敏感事件時要平衡各方意見和利益,然而在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筆者仍衷心希望它不會迷失於眼前的政治或經濟利益,而忘記自身應有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