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制衡 提高校政透明度
防範大學高層濫權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理事會 

 

 浸大校長吳清輝退休在即,校董會未經公開徵聘,便推薦他擔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校長。決定受到質疑,校董會主席王英偉只顧「力撐」吳乃最佳人選,卻沒有解釋何以公開招聘不足信,更懶理眾人質疑浸大何解以納稅人金錢,補貼其在內地辦學。

 教務長指一名助理教務長「不服從」,在沒有書面警告下,勒令她「即時離職」。校方解釋,此案已按既定程序處理,並依合約及法律跟事主解約及賠償。

 大學高層人士繞過遴選委員會,向校董會推薦副校長的唯一人選。校方認為沒有問題,反正校董會通過有關建議。

 面對上述的校政疑團,校方具體應對不一,實際內容卻是一貫的:校方依足程序辦事,沒有違法也沒有違規,校政無懈可擊。不過,浸大校政沒有違法不等於沒有違規,依足程序卻可以是濫用程序,罔顧公義。

聘任有違公平競爭原則

 首先,校董會可按照法律授權決定校政,但是否可以肆意妄為,不依規矩?例如今年3月的校董會,與會校董首次獲悉,一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該委員會並非校董會通過成立)已確認吳清輝為UIC校長唯一候選人,並要求校董會接納,該建議最後得到通過。即使校董會沒有違法,但難明的是,為何某些校董可以無中生有,繞過校董會全體會議,成立特別委員會,並且秘密行事,最後篤定吳清輝為唯一候選人?又為何不按常規,由校董會成立遴選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公開招聘,才最後定奪,完全違反公平競爭的原則?目前浸大跟其他公帑資助的公共機構一樣,招聘教授以至一般文職人員,均須依足公開徵聘的程序,為何招聘UIC校長卻例外?未經公開徵聘,又如何確知吳清輝是最適當人選?

 其實以校董會的決定推翻正常程序並非首次。2006年9月,校董會組成遴選委員會,專為副校長(發展)一職向校董會推薦合適人選。但委員會未及開會,已有人主張繞過既定程序,取消委員會的遴選工作,直接向校董會推薦蔡亞從為副校長(發展)的唯一候選人,結果人選交校董會表決通過。原先設立的遴選委員會,目的是訂出遴選標準,找尋合適人選,預期需時半年才能完成遴選程序,再向校董會推薦最後人選。無疑,校董會不經遴選委員會而自行決定人選,未必違法,但如此出爾反爾,不僅有規不依,更難保證人選確實適合。

濫用程序 無視公義

 校董會繞過正常程序處理校務,固然是亂政,校方濫用程序同樣是無視程序公義,上述助理教務長遭勒令「立即離職」,實屬一例。「即時離職」的原因是該助理教務長有「不服從行為」(insubordinate behaviour),使其上司有「管治危機」(authority to manage the department is under very serious threat)。指控如此嚴重,校方所持證據卻非常單薄,只有被投訴同事的一個電郵,再無文件佐證,而部分指控更非常主觀、牽強(如:與上司談話或會議時搖腿、不恰當的面部表情等)。相反,該同事提供證據證明其上司指控失實,調查委員會及校長卻不作回應。

 其次,該上司從未給該同事作定期的工作評估,更不要說列述其過錯,更在沒有書面警告之前,勒令下屬「即時離職」。這種手法,完全違反人事部發給部門主管的人事工作指引,上司卻免受追查。

 再者,負責調查的所謂獨立委員會讓部門主管提出新控訴,卻不讓受投訴同事先行答辯,便作出結論,建議校長解僱該同事。按現行程序,受投訴者不滿委員會的結論,可向校長上訴。但奇怪的是,該上司採取解僱行動前,早已請示校長,而校長既然早已牽涉其中,又怎可能超然獨立,公正處理受解僱員工的上訴?其實委員會工作是向校長提議如何處理有關員工,由他最後定奪,但這樣做,上訴機制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校長反對建議,根本無須上訴,但若他贊成,上訴又有何用?

人治歪風令程序變質

 從上述個案看到,校方的確依照既定的解僱程序,但卻可放縱上司以違規手法處理下屬、只憑上司的主觀指控而定罪、剝奪被告的答辯權、令上訴機制名存實亡。程序的目的本來是維護決策的公正廉明,但在權力欠缺制衡下,人治歪風令程序輕易變質,成為不義的溫床。

 因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建議大學自行遵守四項原則:委任調解人員、訂明處理申訴的時限、嚴禁報復,防範向申訴員工秋後算帳,以及邀請校外人士參與上訴終審,本意良好卻觸不到癢處。例如交由「校外人士」仲裁校內糾紛,校方不難欣然接受,因為只要校方全權決定校外人選,加上仲裁程序一如以往,以維護校方高層人士利益為依歸,仲裁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又例如「不可報復」,校方如果不服氣,肆意留難申訴的員工,受害人又可向誰鳴冤?不遵守規則的院校無須承擔後果,規則又有何效用可言?

 若要制止校政歪風,上策是建立校內的權力制衡,提高校政透明度,監督高層濫權舞弊,並且創立跨院校的獨立申訴制度,以貫徹執行教資會的4項原則,維護公義,為受屈者討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