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we bring back the good old days?
趙志成

 

 在一個中學畢業典禮上,說了我在六十年代讀初中的小故事,其中最令學生哄動的是我就讀的中學每個月都要考試,成績要記錄在需家長簽名的成績表上,而在每個月初,校監神父都會親自到每一班內派成績表,手提籐條,一科不及格即打一籐屁股,我班是差班,接近無一倖免,由三、四籐至七、八籐不等。我和同學們在「雪雪」呼痛、滿腔怒火之餘,還是乖乖受打,也有點自責不夠努力、抵罰的感覺。對現在的學生來說,這種罰法可說是匪夷所思。典禮完後,有教師特別趨前向我笑問:Can we bring back the good old days?

 這樣的「好日子」其實永遠不會重臨,「歲月」不是被「神偷」偷走,是歷史的巨輪不斷邁進。這一代的年青人,亦沒辦法感受到香港的五、六、七十年代時,每一個家庭為生活而艱苦奮鬥,每一個有機會讀書的兒童為升學、為前途而苦讀的狀況。所以作為教師,繼續埋怨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於事無補,繼續緬懷過去、渾身解數的傳遞知識,亦只落得孤芳自賞的境界。不同的年代,學與教都確實應該不同了。

 一說到懷舊,我就會想起黑膠唱片。與同學們搜購新出唱片,回家播放時把唱機上的唱針小心翼翼、準確無誤的放在唱片上唯恐刮花的情景,歷歷在目。可惜,我總是笨手笨腳,不但把唱片刮花,也常被同學理怨我弄壞了那「鑽石」唱針。

 我初出道教書時,在私立中學教了一年。私立中學的老師薪金以堂數計,多勞多得,一個星期共六個上午,四十二節,差不多無一節空堂,不用做班主任,不點名不帶課外活動,更無須理會學生的訓輔事務。訓育事務自有專人處理,聽說是退休沙展,學生自然知道如何趨吉避凶,況且我教的是預科班、會考班,學生們都有明確目標,自會為學習負責。當時的薪金也是蠻好的,除了多勞多得外,教師自己在學時的會考及預科成績也是決定薪金的因素,即會視優良的數目而多幾百元,續約時又視所教的學生得到甚麼成績而加薪,非常「市場導向」。總之,薪酬較我後來入職成為官津校教師多三分之一。

 後來我成為了教育學院的講師,向學生(準教師)講述這一段教學生涯時,常形容當時的教學就像斷了線的唱片一樣,不斷重複,學生就像潮水,潮進潮退:我站在課室內的講台上、黑板前,一枝粉筆、一個嘴巴,不停的講述教科書內容,說得興起,眉飛色舞、口沫橫飛,自我陶醉於良好感覺之中,怒視與斥為主要武器,間中說笑一、兩句、幽學生一默,便是教學了。學生也好像很自然的,你說甚麼就聽甚麼,至於是否真正理解和學得到,我也沒想過與我的教學是否真正相關,只知道學生認為我很「用力」教書,沒其他的那悶,就是了。這樣沒有甚麼「教育」、「生活」、「感覺」的教學生涯,我想不能持久吧!幸好我轉校後遇上了一些以育人為本的好同事,及我自詡為教學「發燒友」,才漸漸從斷線唱片中轉出來。

 人生的經驗漸趨豐富,更驚覺社會的轉變和新生事物,尤其是資訊科技對教育和學習帶來的衝擊,包括對各種能力的要求,已非部分慣於習以為常的教學工作者所能理解和處理。以往的「好日子」亦確實一去不復返了。

 不過,「好日子」是如何界定呢?現在教育的「壞日子」是如何出現的呢?無論是學生、家長、教師、校長,以至成功的專業人士及商家,我們究竟在追求甚麼?我們又為下一代帶來甚麼價值觀、生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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